政府补贴民办教育
《21世纪》:你觉得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在哪里?
刘积仁:这与我的第二个议案有关系,即人才问题。以BPO业务为例,需要既有专业技术,又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。但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讲求大而全,造成了在学校里什么都学,但出来却什么都干不了;其次,与国外教育不一样,中国大学教育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。
中国的现有教育体系是培养专家学者这样的创新型人才。但中国每年不需要300万大学生都去创新,事实上,这么多人去创新也没有搞出什么创新来。一条可行的路径是,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培养能力比较全面的人才,而非重点学校则重点面向服务于公司的职业教育,这样就解决了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。
《21世纪》: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公司成本的增加?
刘积仁:确实是这样。对企业来说,每年接收这样的大学生就带来了培训成本的增加。一般大学生分配到工厂,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培训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扩招带来的后果,二是教师的教学实践不够和思想意识的问题,学校与人才市场的需求脱轨,老师对这方面不感兴趣。
《21世纪》:BPO业务的发展是不是还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?
刘积仁:还是从人才培训上讲,政府应鼓励民办教育进入职业培训。比如一个保姆学校,以每个月培养5个小保姆计,如果对其征收营业税,那么压力可能就很大。而政府的管辖下的大学每年是有补贴的。
可以这样对其支持,即与一般的公益教育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,同时,一般大学每年补贴100元,那么给民办教育他们每年补贴1元,这样就会对他们形成很大的鼓励。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,这样的学校每个月解决了5个人的就业问题,甚至5个家庭的吃饭问题。
《21世纪》:那么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有所作为呢?
刘积仁:政府教育资源应该与社会教育、民办教育资源联动。以澳大利亚为例,他们专门有一个公益性的机构,澳大利亚有2/3的人都在这个机构中培训过。这个机构里面甚至有煮咖啡的培训课程,经过专业的培训后,煮出来的咖啡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强调自救行为,事实上,政府救助比盲目的个人救助要好得多。
《21世纪》:归根结底是不是教育产业化问题?即重新分配教育牌照等教育资源的问题?
刘积仁:我觉得不是重新分配教育资源的问题,而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问题。比如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不是改造的对象,他们继续培养创新型的人才,发展成为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,但各个省属的非重点院校应为推动经济而开展职业教育。
目前的事实是,一般院校跟清华安排同样的课程,用同样的教材,这造成了对教育资源的浪费,应该以就业为核心打造更灵活的教育体系。
《21世纪》: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再强调和谐社会,你觉得软件产业自身如何达到和谐?
刘积仁:提出和谐社会表现了本届政府的自信心,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,有难度挑战很大。和谐社会的提法会改变以前那种以GDP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观念。以前考核官员是马路修得好不好,有没有建成几项重大工程,一年引进多少外资指标等。但这些跟和谐的要求有时候不—致,甚至是破坏性的、短期的。
大连市就是软件产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例子。当年薄熙来部长任大连市长时,与现任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一起决定发展软件产业及信息服务业。在当时,软件产业与石油化工、机械制造、码头搬运相比实在是太小了,坚持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普遍被认为风险太大。但大连的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改变了大连市的产业结构,成为大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,促进了社会就业与社会和谐。当然,对于一届政府来说,将一项普遍认为有风险的产业坚持8年(从1997年大连市决定发展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算起)是不容易的。
转 载:http://www.qqread.com/erp/11/l315150004.html相关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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